疑难症是政策法规制造出来的

没有政策法规就没有疑难症，政策法规越多，疑难症越多。

什么是疑难症？正规医院治不好的病。

疑难症不是不治之症，而是政策法规不允许会治之人去治。

疑难症是西医治不好的病，疑难症是西医界定的，在中医的眼里，世界上不存在不治之症，只有不会治难治之症的医生，会治病的不一定都是医生。

政策规定，流行病只能由传染病医院收治，医院治病要有相应的科室，比如，治癌症得设有肿瘤科，治艾滋病得经过特别许可，治肺结核得设有感染科（又称传染病科）。医院超范围治疗是违规的，要受到惩处。

中医本来就是土生土长的技艺，在旧中国，遍地是土郎中，有专职的，有业余的，还有业余的义务郎中，有病人找上门就给治一下，不收取任何财物，甚至白送自己配制的中药制剂，叫施舍，图的是积德行善。

非典降临，发烧憋气，像肺炎而不是肺炎，就随便起个名字叫非典型性肺炎，又称呼吸强迫综合症。急性传染病死亡率高，一时查不出病因，难坏了呼吸病专家。名中医邓铁涛一伸手，药到病除。不到半年灰飞烟灭。中国政府引以为荣耀，说是中西医结合战胜了SARS。

我就耳听到邓老讲话：任何一个会治重感冒的中医都能治好非典。

说得多么轻松，毫无居功之姿。

2001年初，河南省上蔡县芦岗乡文楼村发生艾滋病流行，外国新闻媒体称之为“艾滋病村”，一年光景，有四十多个中医和非医生义务送去了自己配制的中药，受到病人和村民的热烈欢迎，当地政府热情支持和接待。这一义举激怒了一位乔纳森·恩曼健康与人权奖获得者、散发52万份传单辱骂义务送药者为诈骗犯，却举不出任何证据有什么人诈骗了什么人的钱财。人权的卫道士们此唱彼合,掀起了一场声讨诈骗犯的闹剧。中国政府忍痛规劝义务送药者停止活动。

有一位好事的王记者十下文楼村调查，将调查情况制成光盘送到了吴仪副总理手中。由于登上了吴仪的轿车，违犯了纪律，因此丢掉了饭碗。

科技部调研室去文楼村调查，调查结果由徐冠华部长签名呈给吴仪，吴仪在调查报告上批示：“要组织中医参与艾滋病的防治工作。”而后，政府出台了相关政策，中医治疗艾滋病才合法化。正像搞土地承包一样，分地单干是反社会主义的，先有农民的自发行动，后有政策。

被徐冠华称之为治疗艾滋病的七路民间中医是怎么回事呢？原来科技部调研室发现艾滋病病人称赞的疗效好的中药，都是非正规医生送去的，七个送中药的人中，只有刘志明一人曾经领到中医师资格证书，十几年前的证书，早已作废，其他六人都没有行医执照。

这个事实充分证明，能治艾滋病的人不一定都是医生，但是他们懂医又懂药，不怕深入病人家中，到病榻前，把脉不戴手套口罩，与病人共餐，请注意，共餐是送药者买单。

现任卫生部部长的陈竺院士，从他的简历知道，他是上山下乡五年后直接考上医学研究生的，这本身就表明中医自学成才是可能的。

禽流感是高致病性H5N1感染的，传染性强，死亡快、死亡率高，已公布的数据就令人不寒而栗。

2004年1月27日至7月28日，有十六省发生禽流感疫情50起，病禽15万只，死亡13万只，死亡率86.66%强，共扑杀905万只，直接损失达100亿元。此信息是国务院应急管理办公室发布的。

禽流感一旦大规模感染人类，又是一场大灾难。

我清楚地意识到我研制的纯植物消毒剂能防治，就起草一个试验方案，送到中国农业科学院哈尔滨兽医所，兽医所按照我的试验方案试验，一次试验成功，防治效果达100%。为什么我有这样的把握？因为我用该消毒剂治疗过五例SARS病人，药到病除，用法简便，用雾化吸入法吸入药物，一次退热呼吸平稳，不用任何其他药物。为什么我敢于这样大胆？因为我在治疗艾滋病时已小试牛刀，七路民间中医有我，吴仪副总理接见的文楼村艾滋病病人代表孙宝山就是用我的药治愈的，新闻周刊上有三幅吴仪与孙宝山的合影。

我不是医学院校毕业的，也没有从师学艺，没当过一天医生，却研究出了能杀灭一切病毒的中药，拿到了卫生部颁发的消毒剂卫生许可证。按理说，我连赤脚医生都配不上。在我的32年研究中药实践中，艾滋病、SARS、禽流感、乙肝都可以治愈，但与癌症相比较，癌症最好治。原因很简单，癌症是毒物引起的，只要用药化解掉毒物，癌细胞就自动凋亡。这项体外试验是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抗生素厂的总工程师王彩芬研究员和该厂肿瘤试验室的同志们一起完成的，时间是1994年冬。

王研究员手中有我的产品说明和有关资料，她认为能治癌症，一次试验就宣告成功。我和王研究员用电话向陈敏章部长做了汇报。后来的多次临床试验都达到满意的效果——痊愈。

这样的好药为什么不上市呢？政策使之然。农药兽药医药都要申请注册，没有钱办不到。政府的科研投入很多，没有投资办药证的条款，先领证后付款的优惠也没有。科学技术加金钱权利才能等于第一生产力。

在医院治疗行不行呢？也不行，无药证的药不准进[医院。医院的自制制剂也要办制剂证，花钱也不少。医生开中药仅限于开汤剂，病人拿处方到药房抓药。该药不是汤剂，病人抓到了药材也不会配制成制剂。更何况会研制中药的人不一定能当医生，医院也不准许游医进医院当大夫。

群众急需、国家急需、人类急需的良药，怎样走出实验室呢？

搞技术转让，让药厂申请新药注册行吗？也不行，所以药厂接受技术转让的前提是要有药证，至少要拿到进入临床批件，这个批件要付出的代价至少数百万元。

还有一条出路，将技术卖给外国人，搞曲线救国，这不是一个爱国者所愿曲就的，更何况属于国家机密科技项目，根本不允许技术出口。

没有此种经历的人，无论如何也想不到会出现这种局面。制定政策法规的人也许他们的初衷是善良的，执行政策的人也是秉公办事，忠心耿耿。可国家遭秧、人民受罪、科研人员报国无门的现实，准也不会想得到。政府各部门都有电子信箱聆听群众意见，但是能得到信息反馈的机率大概是万分之一。千里马常有，伯乐不常有，这句话一万年也不会过时。

政策法规带来的负面效应会给社会带来灾难时，就值得反思了。

人类历史上曾经发生过多次重大流行病，受损最大的都不是中国，原因就是中国有中医，有自由行医的自由。

一个自修中医的人，尚能治愈诸多疑难危重疾病，何况中国有正规中医27万人（2004年统计），若不是政策法规束缚着手脚，疑难危重疾病还有容身之地吗？

　　　　　　　　　　　李德敏　　2007-1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