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兴国是我国叫得最响的时髦口号，省级政府打起科技兴省的口号，市级政府打起科技兴市的口号，追其源头是我国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总设计师邓小平提出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口号演化而来的。笔者认为，科学技术加金钱加权利才等于第一生产力，没有金钱和权利这两个附加条件，科学技术等于零。君若不信，请看以下铁的事实。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密法规定，国家秘密分三个等级，绝密、机密和秘密。绝密是泄露以后对国家的国防或经济造成严重影响的，机密是泄露以后会对国防或经济造成重大影响的，秘密是泄露以后会对国防或经济造成损失的。

笔者拥有国家机密技术项目。它若泄露以后会对国际经济造成极其严重的损失，列为机密级是屈才的，贬值的原因是它出自民间，又没有被广泛利用之故。

它对国防有什么作用呢？

作用有六：一是能防细菌武器，二是能防化学武器，三是能生水消毒，四是能反侦察隐踪，五是能治各种创伤和疾病，是理想的公安、消防、野战军人的急救用药，六是阵亡将士的遗体防腐。

它在经济上有什么作用呢？

作用有六，一是能治理空气污染；二是应对各种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包括人、畜、禽的各种流行性传染病的预防和治疗，包括多种化工毒物的泄露、井喷硫化氢、火灾的毒气的防护和中毒治疗；三是能治各种微生物感染性疾病，包括疑难病和常见病，是抗生素的更新换代产品，它永远不会产生抗药性；四是能预防和治疗畜禽的流行病和常见病；五是能大量出口，充分发挥中药材大国的优势；六是它是一种无毒无害的农药，替代化学农药。

一项重大科技成果要推广开来，只有两条渠道，一条是上报科技成果，让国家知道，由国家扶持和推广，另一条是发明人自己开发产品，做大量的广告宣传，使家喻户晓，即靠权力和金钱。这两条道对民间科技工作者来说都走不通。上报科技成果年年有计划有安排，但这都由各级科技行政主管部门把持着，我从1993年就开始申报，年年通不过市科委（现改科技局）这一关，通不过的理由是申报的科技项目是国际领先国内独有，十几年来，我在中国找不到一个权威部门给我这样的结论，我能得到的唯一回答是：“你找谁谁也不会给你出个技术世界领先的证明，是科技局诚心刁难你。”科技局应该是推动科技进步的桥头堡，不应成为阻碍科技进步的绊脚石，不同意上报科技成果就阻塞了在国内推广应用的渠道。襄樊市科技局还封锁我的对国外宣传，1994年襄樊市市委宣传部撰稿“还地球一个清新”在《光明日报》上发表，在国内未引起反响，《人民日报》海外版摘要发表了此文，国外的信件像雪片一样飞到了襄樊市科技局，科技局的某领导人让收发室将国外来信全部退回，理由是襄樊市没有敏芝气味科研所，仅有两封信被湖北省邮政局二次发往襄樊市，信封上的批条写的是一定要查到此单位，几经周折才到收信人手中。不仅如此，襄樊市科技局某领导向襄樊市宣传部提出抗议，质问发稿未经他们同意，文章中说襄樊市敏芝气味科研所挂靠在科技局是错误的，市科技局作为一级政府主管科技的部门，挖空心思在国内和国际封杀科技进步、封杀科技信息的传播，居心何在？襄樊市科技局的领导十二年内换了一届又一届，坚持先由权威部门出证明的上报条件一成不变。这可急坏了湖北省科技厅，从1993年开始就关心我的科技成果上报事情，写信、通电话、来人催，丝毫没有软化襄樊市科技局的特殊（对我一个人）规定。我向来是尊重领导、讨好领导的，从未做过一件对领导不敬之事。湖北省科技厅在耐心等待几年之后，被迫出了一个新招，先由省科技厅填表、审批，再让下级科技局填写意见。谁知这个“将军”无效，市科技局在基层科技局意见一栏内写道：“根据省科技厅的意见，我们同意上报。”其意再明白不过，“不同意”。

科技厅支持科技创新的决心是催人泪下的，能支持到什么程度就支持到什么程度，为我们办了两件大事，第一件：在省科技厅办了成果登记，1997年7月发了湖北省科学技术成果证书，第二件：上报科技部，将“敏芝异味消”列为国家机密级科技项目。

科技部有个科技成果管理办公室，负责人黄祖英不厌其烦地四次接见我们，给予我们无限同情，但是不逐级上报她也不得插手其间。

报成果走不通就走应用这条路。大家劝我给部长写信。先给劳动部部长李伯勇写信，果真灵验，部长批给劳动部劳动保护研究所总工程师张伯龄，要他考察以后汇报。张总说：“你先给我十万元，我若不看李部长的面子，你给我一百万元我也不愿管这闲事。”我说“我是个退休职工，拿不出这么多钱。”张总脸色一沉说：“我帮你推广开来，你每年的收入要以亿元为计算单位哩！”我说：“咱们签个合同，赚了钱99％归你，我只要1％，能把我的劳动保护产品应用于社会，使劳动者不受毒物之害就行了。”张总说：“这个合同我不敢签。”我对他发起牢骚：“你们劳动科研大楼有十六层，有十六个劳动科研单位，吃国家奉禄，花国家科研经费，工农业毒气污染问题你们解决不了，我花自己的钱研究成功了，有权威部门检验报告，解毒效果可以当场试验。劳动保护问题属你们管辖，部长批示要我找你，还得先给你见面礼。”其结果可想而知。

我又给化工部部长顾秀莲写信，一封信就有回音，顾部长批给局，局批给处，处推给化工部劳动保护研究所。推来推去只好作罢。

各地的环保局、环保研究所找了十几个，他们对合作开发皆无兴趣，共同的兴趣在于技术秘密。我一家人辛苦研究了三十年，花去经费数十万，将技术拱手送人，我一家人何以为生？

中国政府对新科技没兴趣，就放眼国际，英国医学博士在公安部了解到我的技术，因为我想在公安领域应用它，曾送资料和药水给公安部。英国人三下襄樊市想买走技术，国家科委技术出口处何立人总工程师说是国宝，技术不能出口。谁不爱祖国，祖国穷就穷在科学技术落后这一点上。我要将技术献给祖国，但是谁代表祖国？祖国在哪里？党的总书记、国务院总理不会给我回信。

是宣传力度不够吗？

能在中国科学院主办报纸和杂志上发表十几篇学术论文的有几家民办科研所？

在国家级报纸上发表了几十篇论文，总字数超过二十余万字。

建立自然科学新学科——气味学，十九世纪以后新学科的建立如雨后春笋，而在中国是个空白。

《人民日报》社发《情况汇编》，呼吁中共中央委员支持民间老专家的气味学研究，这也是开天辟地第一次，中央电视台报道了气味医学研讨会大会实况，北京各大报纸发表头版新闻，三省的电视台制过专题片播放，报告文学有十几篇，六位名人名专家题词祝贺。卢嘉锡题：“研究气味科学，勇攀科学高峰”。吴祖光题：“气味学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新学说”。中国中医研究院名誉院长唐由之发表讲话，题目是“气味学使中医药学有个大发展”。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前副院长题：“气味医学把健康握在自己手中”，“还地球一个清新”等。

气味学的二十七个新观点，其中许多观点和获得诺贝尔奖的科学成就相比毫不逊色，我的其他领域的新发现，如物理学的热可以从低温向高温传导、地质学的煤和石油起源新理论、生物学的卵的性别选择同性别的精子相结合等等已发表的和不准备发表的新发现，使我感到此生没有虚度，志在报效祖国，祖国用与不用无关紧要，可以等上一百年。

有了一颗平常心，一切烦恼都无奈我何。

纵观中国五十多年的科技发展史，哪一项具有重大社会意义的科技成果不是都有一个出口转内销的过程。王永民的王码首先解决了汉字输入电脑的问题，中国文字阿拉伯化的问题成为历史，王码被美国人先使用。袁隆平的水稻杂交技术，美国先推广使用。美宝的发明人徐荣祥被逼到了美国，原先是克林顿留不住他，后来是他不请自去。

我李德敏要和命运抗争，避免走他人的老路，于是就争取每一个可显身手的机会。

小姑娘杨晓霞的手指被感染，中外专家束手无策，最后以截去三个半手指告终。我曾送去治感染的药，专家不用。

齐齐哈尔挖出日本留下的芥子气炸弹，多名中国工人中毒，我送去了药，专家不用。

中国的艾滋病疫情公开后，我首批去免费送药，疗效极为显著，但落了个诈骗犯的罪名，被小报新闻媒体炒得沸沸扬扬。我想不通，我不收钱，还给病人路费和化验费，治疗效果有目共睹，所以艾滋病病人欢迎我。事隔两年之后我又去上蔡县给上百病人免费送药，一个月后县卫生局知道了，县卫生局副局长苦苦求我，要我走，她不忍心赶我走，但出于上级压力，千叮咛万嘱咐地对我说：“你千万不要说是我们赶你走的，群众知道了会闹事的。”以大局为重，我洒泪而别。

吴仪副总理批示：“要组织民间中医参与艾滋病的防治工作”。科技部上报给吴仪的七路民间中医有我的名，副总理没有说我是骗子，别人要骂就让他（她）骂去吧！

重庆市开县发生井喷，方圆十几里百姓大迁移，若用我的敏芝异味消空中喷撒一下，就保无虞，但事态紧急，不容我逐级请示。

口蹄疫发生不允许我治，禽流感发生，我拿到了市级指挥部的批示，仍空喜了一场，未能参与。

非典流行，我的药只准用于防，不准用于治。美国商人和台湾商人与边缘省份药监局合作治好了四例非典，药到病除，但是后来医院不敢出证明，怕犯国法。

现代社会较之十六世纪文明多了，没有处死哥白尼的类似事件，献宝给国家，不论接与不接没有剁去卞和的双足，我知足了。你袋中无钱，手中无权，能怪别人吗？错在自己不够格走科研之路。

                                        2005．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