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症之所以成为难治之症，流行病之所以流行开来，完全是药证和行医证的保护造成的。两证阻塞了治疗疑难症和流行病的通道。

非典是流行病，当时世界各国都没有治疗非典的专用药。西医可以使用抗生素类化学药试治。流行病只能在传染病医院或医院的感染科治疗，中医院或中医无权问津。若不是西医控制不住局势，中医权威邓铁涛领导的广州中山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哪会有资格接收非典病人？虽然已经治好非典，但若没有世界卫生组织官员到北京极力敦促卫生部推广邓铁涛的中药治非典办法，中国的非典能够在短短四个月内结束？死的人会那么少吗？邓铁涛不是传染病专家，他使用的药不是有药证的药，按现行政策是违法用药违法参与的。

2001年河南省上蔡县文楼村发现大量艾滋病病人，被国外新闻媒体暴了光。武汉市中南医院感染科主任桂希恩教授在家里接待了六位艾滋病病人，与他们同吃同住，武汉市市民纷纷捐钱捐物捐药资助文楼村病人，《楚天都市报》登载大版面文章和照片，鼓动了四十多位中医去文楼村献药，这一义举受到了当地县乡两级政府的热烈欢迎。

预料不到的是健康与人权奖得主高耀洁怒火万丈，印发了五十二万份传单，攻击义务送药的人是诈骗犯。散发传单攻击人本身就是违犯宪法的，竟得到许多小报的支持。高耀洁说民间中医诈骗艾滋病病人的钱财，这纯属造谣，三千多字的传单没有举出一个收钱的例子，而是借广大百姓对艾滋病病人的同情心兴风作浪。世上哪有不准给艾滋病病人义务送药的健康与人权奖得主，得了人权奖就有了侵犯人权的特权吗？这本来就是美国向外侵略的强盗逻辑，是为了推销鸡尾酒而不准用中药治疗艾滋病。高耀洁的高明之处就在于她巧妙地利用了中国的法规，没有获得药证的药不准使用，义务救治艾滋病病人是游医。众所周知，唯有美国的鸡尾酒是中国批准的治艾药物，高耀洁的险恶用心昭然若揭。中国政府奈何不了她，不准她去美国领奖，美国人就亲自送到家，中国政府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鸡尾酒没有在美国或世界上任何国家治好过一个艾滋病病人，需要终身服药就是永远赚钱，赚中国政府的钱。假若准许用没有药证的中药治艾滋病，鸡尾酒就得退出国际市场。

事实情况是怎样的呢？

国家科技部派人十次收到文楼村，筛选出七种中药的疗效最好，部长徐冠华在给吴仪副总理的调研报告中明确地指出了这一事实。称之为七路民间中医。为什么称民间中医？因为这七种疗效好的中药都是民间人士研制的，这七位研制者没有一位有执业医师证。吴仪副总理的批示肯定了七路民医。指出中说：“要组织中医参与艾滋病的预防与治疗工作。”

吴仪的批示说明了什么？

第一，没有药证的中药可以用于治病；第二，没有说没有执业医师证的民间中医义务治艾滋病是非法的。

吴仪副总理到文楼村视察，与艾滋病病人代表孙宝山三次合影，刊登在《新闻周刊》上。孙宝山是当地卫生系统公认的艾滋病病人中最健康的人，安排他在文楼村卫生院打扫卫生，孙宝山就是服用七路民间中医的中药治疗的典型。我有两盘录像带为证。治好艾滋病的病人不止孙宝山一人，还有孙宝山的妻子和其他人，这里不便公布姓名。

世界上通行的防控禽流感办法是划禁区和大量掩埋鸡子，这表明医学的无能。对人的流行病可以大量活埋三公里半径范围内的居民吗？

中国人在1978年就已经研制出预防和治疗各种流行病的中药，经四年多的应用观察后，于1992年获准食字号食品防腐除异味剂，1993年获消毒剂批准文号，当年又办了保健品许可证。

2003年非典流行期间在石家庄市推广应用，还轻而易举地治愈了五例非典病人，但不准宣传。

2004年禽流感发生，襄樊市防控禽流感指挥部批准该药用于禽舍消毒。

2005年在中国农科院哈尔滨兽医所用该药做了防控禽流感试验，效果达100％。

2006年申请防控禽流感兽药禽类安注册，农业部兽药局百般刁难，原因是没有通过地下批文市场，没有行贿。

2003年至2006年，中国埋藏了多少只鸡没有公布，国家花了多少钱？养鸡户损失了多少？中国政府能心安理得吗？

又是药证问题。禽流感能够等待三、五年时间让人们从容不迫地完成新兽药的审批工作吗？

眼下，广州流行腹泻，北京流行性感冒猖獗，有批号的药疗效差，无批号的特效药不能使用。病人的痛苦谁体恤？病人的花费谁心疼？没有行医资格的人拿没有药证的中药义务救治行不行？有什么主管部门批准可行？

回答是否定的。人命没有药证重要。

没有行贿资金的人永远拿不到药证，科学技术不能造福人类，科学技术还是第一生产力吗？它受金钱和权力制约，政策法规对社会发展起主导作用。药证问题，说到底不是对用药安全负责，而是为了收费。化疗用药是有药证的，但治好了几个癌症病人？人死了是最安全的。法规比流行病更无情！

                          李德敏      2007．1．16